“武大，”他说，“西门庆这人，我了解。他做事，向来不留余地。你和他硬碰硬，恐怕……”

“不是硬碰硬。”我说，“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举报我用料不洁，”我说，“那我也举报他。”

周老先生愣了：“举报他什么？”

“举报他……”我压低声音，“卖假药。”

西门庆的生意里，药材是大头。他在城南有家药铺，生意很好。但我知道——从书里知道的——他那些药材，好些是以次充好，甚至掺假。

“你有证据？”周老先生问。

“现在没有。”我说，“但可以找。”

周老先生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终点头：

“好。我帮你。”

接下来的三天，我白天在街上转悠，晚上整理信息。

城南药铺的伙计，有几个是熟人——以前来我这儿买过饼。我请他们喝茶，闲聊，慢慢套话。

其中一个伙计，家里老娘病了，没钱抓药，急得团团转。我给了他二两银子，他感激涕零，什么都说了。

“东家的药材……有些确实不干净。”他压低声音，“比如那党参，好多是拿萝卜根染的。当归……掺了别的根须。最缺德的是那阿胶，根本不是驴皮熬的，是牛皮、马皮，甚至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：

“甚至有死猫死狗的皮。”

我听得心里发寒。

“你有证据吗？”我问。

伙计犹豫了很久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：“这是我偷偷留的样品。每样都有一点。”

我接过布包，沉甸甸的。

“谢了。”我又给了他二两银子，“这些钱，给你娘看病。今天的话，你从来没说过。”

伙计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我拿着布包，去找周老先生。

老先生看了样品，又请了位老郎中来看。老郎中验过后，气得胡子直抖：

“混账！这是害人性命啊！”

证据有了。

接下来，就是怎么用了。

直接告官？不行。西门庆在衙门有人，告了也白告。

公之于众？可以，但要选对时机。

我等了七天。

七天后，是阳谷县一年一度的庙会。

这天，全县的人都会上街。各色摊子摆满街道，戏台子搭起来，热闹非凡。

西门庆的药材铺，在庙会最显眼的位置搭了个棚子，说是“义诊施药”，其实是为了招揽生意。

我带着虎子，挤在人群里。

等西门庆亲自出来讲话时，我让虎子去了。

虎子端着一碗水，走到棚子前，忽然“哎哟”一声摔倒，碗打翻了，水泼在那些摆出来的药材上。

“对、对不起！”虎子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擦。

西门庆皱了皱眉，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好发作：“没事，孩子小心点。”

他让伙计收拾。

但已经晚了。

那些被水打湿的药材，开始变色——染了色的党参，颜色晕开，露出里面白生生的萝卜根。掺假的当归，碎屑浮起来，明显不是一种东西。

围观的百姓都看见了。

“咦？这党参怎么掉色？”

“这当归……好像不太对？”

窃窃私语声越来越大。

我趁机站出来，大声说：

“西门大官人，你这药材……好像不太干净啊？”

西门庆脸色变了：“武大郎，你胡说什么！”

“我是不是胡说，大家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指着那些药材，“各位街坊，谁家没个头疼脑热？药材是救命的东西，要是以次充好，那是谋财害命啊！”

人群骚动起来。

有人拿起药材细看，有人开始质问。

西门庆急了：“这是污蔑！来人！把他赶出去！”

他的伙计要动手，但被百姓拦住了。

“让他说清楚！”

“药材到底有没有问题？”

眼看场面要失控，周老先生来了。

他拄着拐杖，走到棚子前，拿起一块阿胶，闻了闻，又掰开看了看。

“这不是驴皮胶。”他高声说，“是杂皮熬的。西门庆，你作何解释？”

西门庆脸色煞白。

就在这时，武松也来了——他带着几个衙役，说是“接到举报，来查假药”。

人证物证俱在。

西门庆的药材铺，当场被封。

他本人被带回衙门问话。

虽然最后因为“证据不足”放了——他那些关系起了作用——但名声彻底臭了。

阳谷县的人都知道：西门庆卖假药，害人性命。

他的生意，一落千丈。

而我们家的饼摊，重新开了——知县亲自下令，说“查无实据，纯属诬告”。

摊子重开那天，街坊们排起了长队。

不是来买饼，是来道贺。

“武大，好样的！”

“那西门庆，早该收拾了！”

潘金莲收钱时，眼睛红红的。

晚上回到家，武松破天荒地买了酒。

“大哥，”他给我倒酒，“这一仗，赢得漂亮。”

“还没完。”我说，“西门庆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武松端起酒杯，“但他再敢来，我就敢接。”

潘金莲也端起酒杯，轻声说：

“我们一起接。”

三个酒杯碰在一起。

声音清脆。

像某种誓言。

那一晚，我们喝到很晚。

说了很多话，笑了很多次。

但我知道，这只是中场休息。

真正的风暴，还在后面。

西门庆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一定会疯狂反扑。

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在他反扑之前，变得更强大。

强大到，他再也撼动不了。

窗外，月亮很圆。

但乌云正在聚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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